MEFine：可以说两位CEO在多个领域都拥有着很多“标签”，比如Paul先生您最初所学的专业为服装设计，亦或是Jobs先生学的是建筑与时尚等等，那么是一个怎样的机会，让两位选择创业，或者说是一个身份的转变？

 Paul Tong 汤展滔：其实我的发展历程没有太多刻意的规划，我只是follow自己想做的事情，刚好很幸运有机会在面前的时候，我就很果断的把它接受下来。就好像有些时候，你计划的更多，但未必会实现，我个人还是比较随缘的。

谈起标签的话，在商业里，我的背景和经验确实是比较特殊的，我是读服装设计出身，对于艺术和美感，可能会比一大部分的职业经理人，有更多的在这一方面的优势。因为我觉得尤其是在时尚领域，很重要的一点是怎样将Art与Science做一个结合。

人们常说在商言商。让商业运作起来，确实是很重要的一点，但如果品牌太在意商业上面的成功，很多时候它在内涵或者品牌DNA里，就会遗失很多元素。我之所以在商业上面能够小有成就，我觉得对于我本身而言，这个标签是一个比较好的元素。

Jobs Ku 古诗玄：我08年成立IGFD在意大利米兰，其实是源自于我的硕士文学的内容——Fashion与建筑的关系。很简单，对于我来讲，都市开发中，住宅价值就是商业价值，商业价值就是商业内容。所以谁控制了商业内容，谁就控制着都市开发。我想从早期的房地产开发，其实在商业的界定，一直到现在开始，大家着重点不再是谁硬件的内容，更多的是在软件里面的提取。

可能因为我来自台北，Paul哥来自中国香港，之后又去到纽约；我在米兰和欧洲为主的城市，我们可能更有自信，也有机会更早的看到这些相对比中国内地更早些开发的地方，去探寻他们的一些产业脉络。

当我们有幸来到中国内地，我们发现很多内容是非常好的，比如一些硬件、一些属于所谓建设的东西，相对的我们可以有一些软件的内容输出，把一些文化沉淀的东西融入进来，这也是IGFD为什么会来做这件事的原因。

MEFine：您是怎样的一个想法，会想要把一些高端的品牌集合起来，并引进中国内地？

Jobs Ku 古诗玄：因为很幸运，三年前我邀请Paul哥一起来到米兰、巴黎，包括很多的产业，我们走了一圈，当时我们就沟通了很多有关于市场的发展。我们经常开玩笑，说我是一位商人，Paul哥其实更Fashion一些。

我一直在讲一件事，内地我不知道有没有流行一个词，叫做文化创意产业，但我更喜欢把这句话逆过来讲，我认为是产业、创意最后是文化。任何东西都需要产业化，只有产业化才能够内循环，而想要产业做的与众不同，就需要新的创意，而创意的背后，自然就会形成一种新的文化。

IGFD来到中国后，我们就在做这件事情。自营性百货这件事情，其实很简单，就是国外从HARRODS，Le Bon Marché，包括日本的表参道百货，他就是产业，一个买卖的生意。

但我们更希望来到中国，做出中国式的自营性百货。我也经常跟我的团队说，我们的内容里，有包括所有欧洲最好、最前卫、最新的一些奢侈品牌或是设计师品牌；一些美式的热情的、Patient的服务；可能日式的一些更多的精致的细节、贴心的CRM和一些更好的内容；但更重要的是，我们希望带着一些例如科技互联网等，空间架构的内容。我们一直也在不断的升级，希望在将来能让全世界看到，我们做的是一个不一样的、在通路面前是一个平等的，这样一个市场。

 Paul Tong 汤展滔：Ku总说的这一点我很有感触，我到中国内地差不多十五到二十年的时间。确实以前在中国内地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百货公司，中国内地的百货，我们叫“包租公”，他是一个大房东的概念，把面积分为一个一个再分给品牌，在一些现场的基本管理上，我跟Ku总以前在聊天的时候，我们都觉得，不管从市场发展，亦或是从需求来说，中国内地都有一个很大的空间，让我们来施展。

因为像Ku总提到的Le Bon Marché，Selfridges，HARRODS，美国的Barneys，其实65%是属于他们自营，自己去品牌采购，他们采购的本身是他们能为顾客带来什么，从而去采购品牌，放到他们自己的店铺里面。这个也无可厚非，因为数据就在品牌身上，这个模式有改变的时候，其实百货本身，能够更加能把全品类都连串起来，不仅仅只有它的一个鞋子一个服饰，所以到最后，能给到顾客，是更多的服务，更多的内容来满足顾客的需求。

MEFine：2020年疫情席卷全球，在业态受到影响的情况下，您是怎样的心态呢？

Jobs Ku 古诗玄：当初在一开始，我想很多人都会用对之前SARS的角度作比较，想到这个可能会持续两三个月的时间。我必须坦白的说，最开始，我们也会去策划做一些活动，做的一些动作也相对比较极端一些。但是我觉得真的有幸于中国政府的一些政策和支持，我觉得在很短的时间内，大概在3月底的时候，我们就迎来了一次业绩大爆发。

在疫情当下，对我们来说其实是一个极度加分项，整个业绩大幅增长了将近300%，究其原因，首先来自于消费者的回归，其实很明显，你会看到现在我们店铺的消费，从疫情前，我们的消费者都是以上班族为主的，可能三四十岁这些中产的、偏女性居多，疫情后，你会发现会使一些年轻的小朋友，他们对于品牌、搭配，都有着独特的看法。

他们很不一样，他们会跟你说，“sorry，你有没有一些设计师品牌？”可能他们会在国外，或者说受益于一些社交的传媒，让他们更多的接触一些内容，这让中国的市场很不一样。除了像Prada、LV，这样开源的奢侈品牌，其实以中国目前的成本综合下，你没有10亿美金的资金，你很难在中国独立开店。但是中国消费者，很大部分喜欢这些资深品牌，但是会有很多年轻人去喜欢一些与众不同的设计。这也是我会跟一些设计师去合作的一个契机点。

 Paul Tong 汤展滔：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，从3月份开始慢慢恢复，大家可以开始正常的从事商业活动的时候，我们从5月开始，我们就听到非常多品牌爆发式的增长，到年底，很多品牌其实只用了几个月，做了前一年的生意，甚至超出。这里一定会有一些偶然性，没办法出去一定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，但没办法出去，会让大家更有时间，去观察到周边，以前没有关注的地方现在有更多的时间去关注，去挖掘更多新的话题、品牌等等，这个都是互动的。品牌一定是嗅到商业的味道，所以做出了反应。

Jobs Ku 古诗玄：据调查数据，中国买下了世界35%的奢侈品，但只有22%在进店消费，但是在腾讯的调查里很有趣，22%在进店消费，而27%是在代购。可以输到了年轻人这一代，他们有更多的看法，在国内没有消费，其实是因为他们可以走出去，更重要是中国以前没有这些内容，一些很好的品牌和内容，都没有，所以消费者只能被迫的走出去，其中一定存在于价差，但是更多的是多元性的事情，我反而觉得新的年轻人，就好像我们这一代，我们会进到店里在选择买什么东西，而新一代年轻人他会先有想买的东西再进店，他会以我为主去消费，这就使Brand和消费者在平起平坐。

去年很大的一个投资案，阿里巴巴跟历峰集团共同投资奢侈品电商平台FARFETCH，投资了11亿美金，其中5亿美金跟FARFETCH合资的中国公司，他没做任何事情，估值也只有140万，所以对于消费者来说，不管你是什么渠道，亦或是online渠道，只要你有我想要的东西，我都愿意去买。这其实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，一个来自中国年轻人的消费态度。

MEFine：五年前和五年后，您觉得中国的市场有什么不同呢？

Jobs Ku 古诗玄：或许过去五年中国在做速度，做规模生意，我认为中国从十四五计划开始，高质量双循环这件事情，大家是在做内容，做的是更稳，更需要时间积累的事情，这也是我们需要花时间去做的事情。